蘇浙一帶自元明以來，收藏風氣極盛。謂為江南士族舊家，或吳門風雅。比如從湖州的趙孟兆頁 以下，到蘇州的沈周文征明祝枝山唐伯虎仇十洲，嘉興的項元汴、無錫的華夏、華亭的董其昌、太倉的王世貞等，清代乾嘉以后，更有揚州八怪直至海派書畫，幾乎是一個完整的序列。俗謂它已經構成了一個“江南士大夫文化”在明清書畫史上的典型表現。與此前以中原河朔、京津晉冀等為中心的情況截然不同。我曾經以《江南士大夫文化與西泠印社》作大學視頻公開課，有書畫篆刻界人士批評說憑什么西泠印社只能從屬于“江南士大夫文化”？這不是排斥北方篆刻家嗎？其實“江南士大夫文化”指的是一種文化類型，而不僅僅限于地理指代。蘇浙一帶是這種類型的源發(fā)地，但相近的贛湘荊楚就是另一種類型了。連安徽也只是皖南稍近之，皖北就差異甚大了。至于華北平原、黃河流域的中原西北和長江上游的巴蜀，當然又是另一種氣象。在文化類型與氣質上，各擅其是，但肯定不能混淆之。

　　短短兩三百年，由蘇浙為主的江南士族舊家在書畫收藏上的蔚為大觀，也經歷了不少轉折。如果說，明太祖定都南京，是在地域上為江南舊家的收藏開辟了一個巨大的“文化場”，那么當皇室、官僚、士紳全體投入附庸風雅之際，我們不但看到有項元汴（墨林）的民間縉紳收藏宏富；更看到了像權奸嚴嵩的大臣巨宦貪賄掠寶。嘉靖四十四年，奉旨抄嚴嵩嚴世蕃家，冰山既倒，文征明次子文嘉奉圣諭參與清點嚴府鈐山堂3000余件古代書畫珍品，隆慶二年（1568）編成《鈐山堂書畫記》。其規(guī)模之巨，令人難以想象。至于另一大臣禮部尚書韓世能，竟把嚴府抄出的堪稱稀世國寶的一流精品皆收入秘篋。其中竟有展子虔 《游春圖》、閻立本《職貢圖》、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李公麟《便橋受降圖》、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以及元趙孟兆頁 、王蒙以下元四家名品。以此看官府巨宦豪族的收藏，足可以令人咋舌不已了。

　　沒有官府權勢背景的，則是有錢族如江南士紳巨賈。在此中，江南士大夫舊家名門，是收藏的始作俑者，得風氣之先。如沈德符在《萬歷野獲編》中提到：

　　“（明代收藏）始于一二雅人，賞識摩挲，濫觴于江南好事縉紳，波靡于新安耳食諸大估。曰千曰萬，動輒傾橐相酬?！?br/>
　　像項元汴、文征明、王世貞、董其昌等收藏家，都屬于“濫觴于江南好事縉紳”中的“縉紳”之例。他們的特點，是眼力極好而收藏規(guī)模巨大。像項墨林收藏，堪稱巨擘，首屈一指。“海內珍異，十九多歸之”。眼力極好，是鑒定能力極高，收藏不僅僅拼錢財，而強調綜合素質。因此，他會為一時失手買了高價而扼腕嘆息、輾轉反側，幾天寢食難安。同行譏嘲項子京是因為痛惜錢財損失，其實他是為自己走眼而自省，并非是錢財原因。至于董其昌因為自己擅畫，更是以豐富實踐經驗加上眼力目鑒的長期訓練，鶴立雞群，獨占鰲頭。也許可以這樣說：江南世族舊家出身的文人士大夫收藏家，互相比拼之間又一脈相承的，是一種收藏文化理念的塑造而不僅僅是收藏買賣的利益驅動。

　　而在江南舊族打磨出來的蘇浙吳越收藏風氣之后，尾隨踵至的徽商則是完全另一個套路。明代中葉以后，以新安為代表的徽商崛起，一方面地靠蘇浙，近水樓臺先得月，耳濡目染，對書畫古玩的收藏風雅并不陌生。另一方面則本是商賈出身，于講究收藏文化必有隔膜。前者的證據是“堂中無字畫，不是舊人家”，越是商人，越不想被鄙夷為“土豪暴發(fā)戶”，故把家中有無書畫文玩擺設與收藏視作俗、雅之分界。大量的民間需求，又有為自己正名的急迫性，于是才有了上引的“曰千曰萬，動輒傾橐相酬”的瘋狂現象，從而在客觀上哄抬了書畫藝術品市場交易與價格?；丈獭安幌е刂担瑺幭嗍杖耄瑫r四方貨玩者聞風奔至，行商于外者，搜尋而歸，因此得之甚多”（吳其貞《書畫記》）。

　　從市場培育的角度說，附庸風雅的徽商具有積極意義。大量資金流的涌入，書畫文玩價格的抬升，市場上的不問價錢的饑餓式搶購，對書畫收藏的需求形成一代風氣，功莫大焉。但在這之中，就個案而言，經濟目的反而是不明顯的，而徽商賺了錢后渴望脫俗入雅的文化（它背后是政治和社會地位需求），卻是十分正面的。換言之，“傾橐相酬”既不為買進賣出賺錢取利；也不為積累日久自己由商賈變身為收藏家鑒定家專業(yè)人士；而是為一個階層的文化地位翻身。書畫文玩的交易，在此中扮演了一個標志物與標志行為的角色。

　　明代書畫收藏與市場交易呈現出這樣一個規(guī)律：首先，是作為專業(yè)人士的吳門舊家望族持續(xù)介入，構成了明代的第一個標桿。建立起了市場框架，確立了交易游戲規(guī)則；奠定了行業(yè)、職業(yè)、專業(yè)的基礎。其次，是借助于徽商的異軍突起，以商業(yè)元素為先導，以資本為支撐，作為財富杠桿強勢介入，打造市場抬升書畫的大氣候，最終形成了“千年以來未有之奇變”，即使在明代之后也持續(xù)沿循五百年的書畫文玩交易、市場、收藏、鑒定的歷史格局。誠如王世貞所指出的：

　　“畫當重宋，而三十年來忽重元人，乃至倪元鎮(zhèn)以逮明沈周，價驟増十倍。窯器當重哥、汝，而十五年來忽重宣德，以至永樂、成化，價亦驟増十倍。大抵吳人濫觴，而徽人導之，俱可怪也！”

　　說可怪也不怪，書畫一旦進入巿場，除了原有的藝術標準之外，自然還有許多要素在互相牽制互相作用互相影響，社會的、經濟的、地域的、政治的，都很難說誰是正面誰是反面。比如“吳人濫觴”，有開啟之功，自然是正面的。但“徽人導之”，不懂裝懂攀附風雅又擁資百萬左右市場，難道就一定是負面了？沒商業(yè)元素的介入，這明代如此興盛的書畫交易市場如何起得來？沈周文征明董其昌的日子哪有這么好過？再說了，在建立書畫交易市場的商業(yè)規(guī)則方面，是藝術家懂行，還是徽商懂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