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福建翻譯與中國思想文化的現(xiàn)代轉(zhuǎn)型暨閩派翻譯高層論壇近日在福州圓滿落幕，本屆高層論壇由福建社會科學院、福建師范大學、福建省文學藝術界聯(lián)合會主辦，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福建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福建省社會科學研究基地福建師范大學中華文學傳承發(fā)展研究中心承辦。
　　論壇邀請了來自全國的知名專家學者、作家、翻譯家、出版界人士等參與學術探討。中國作品該如何走出國門？翻譯家應有何作為？諾獎得主莫言的作品的英文譯者葛浩文，其“連改帶譯”的翻譯方式值得推崇嗎？針對這些議題，與會專家通過對閩派翻譯家嚴復提出的“信達雅”的翻譯觀，以及林紓等人的翻譯實踐，進行了不同的解讀，由此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探討。
　　質(zhì)疑葛浩文式的翻譯絕不是翻譯的最佳選擇
　　“葛浩文式的翻譯是翻譯的靈丹妙藥嗎？”譯林出版社首任社長兼總編輯李景端向莫言作品的英文譯者葛浩文發(fā)出質(zhì)疑。有人評價，莫言摘得諾貝爾文學獎桂冠，應改為“諾貝爾文學翻譯獎”，正是因為葛浩文在翻譯過程中對莫言原作進行大膽刪節(jié)甚至改寫，迎合了西方讀者的閱讀趣味，才引來諾獎評委的青睞。
　　莫言得獎之后，葛浩文聲譽日隆，被譽為“西方首席漢語文學翻譯家”，葛浩文的翻譯觀也受到一些譯者的推崇。李景端說，有學者認為文學翻譯忠實于原著已經(jīng)成為中國作品“走出去”的絆腳石，翻譯中國作品必須按照西方讀者的閱讀趣味，連譯帶改。葛浩文在翻譯《天堂蒜薹之歌》時，甚至把原作的結尾改成了相反的結局。
　　“葛浩文翻譯的這種方式，是他的權利，他那樣改，在國外有市場，這是事實，也不乏成功的案例，因此我們尊重他，我不否定。但這只是一種選擇，絕對不是翻譯的最佳選擇。”李景端認為，在當今的世界文壇，中國文學的話語權相對薄弱，葛浩文式的翻譯是話語權薄弱的作品為了走進國際市場，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種“下策”。
　　“這首先不是翻譯的問題，是中國文化話語權的問題?！崩罹岸伺e例說，愛爾蘭意識流文學作家詹姆斯·喬伊斯的長篇小說《尤利西斯》是公認的世界名著，“盡管《尤利西斯》非常難懂非常怪誕，但全世界幾十個國家的譯者在翻譯時，沒有一個譯者敢動原著一個字。為什么？這是世界名著，話語權強，人們只好非常謹慎地對待它?！崩罹岸苏f，從中可以看出，翻譯本身并不決定作品有多大的價值，決定作品價值的還是作品本身。
　　“我們要走出去，但是我們要走的應該是真正的中國文化，善意的有所改動，可以接受，像葛浩文，把故事的結局都改動了，那還叫莫言的作品嗎？”李景端說，我們需要對莫言的作品進行冷靜的分析，得諾貝爾獎是好事，但不能因為得諾獎，就喪失了中國文化本身應有的尊嚴。
　　肯定刪改是正常的，應充分肯定海外譯者的意義
　　針對李景端提出的觀點，蘇州大學文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季進也表達了自己的立場。季進認為，中國當代文學在西方的傳播，主要面臨語言的障礙和文化的障礙，盡管海外譯者的翻譯方式存在一些爭議，但正是他們的參與，才保證了中國當代文學的有效性?！凹兇饪勘就翆W者進行傳播，它的有效性是令人懷疑的，很多時候是無效的傳播。”
　　季進說，海外譯者對中國作品進行刪減改寫是很正常的?！叭绻悴唤?jīng)過這種改寫，沒辦法披上一個外國語言文化的外衣的話，恐怕很難得到真正的接受?！奔具M舉例說，，像王安憶的《長恨歌》，其開篇的《弄堂》，在翻譯時也是被刪掉的；閻連科的《受活》，海外譯者對河南方言的處理，也具有很大的靈活性，像“受活”的翻譯，在河南話中有苦中作樂的意思，被翻譯成“列寧之吻”。季進說，“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還是應該充分肯定海外譯者的作用?！奔具M也期待能通過更多高質(zhì)量的翻譯，使中國文學在海外產(chǎn)生更大的影響，改變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壇中邊緣化的現(xiàn)狀。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楊乃喬則提出了翻譯過程中的“創(chuàng)意寫作”這一觀點。楊乃喬說，葛浩文在做翻譯的過程中，在譯錄語的語際下，抄用譯錄語際下的民俗觀念等等，對莫言的小說進行轉(zhuǎn)換，這種方式是可以被允許的。
　　“為什么？首先譯錄語文本，必須要滿足譯錄語語際下的讀者閱讀，就像楊憲益與夫人戴乃迭合譯《紅樓夢》，他們做的是異化翻譯，在本土語際下讀起來會有隔膜。大衛(wèi)·霍克斯(DavidHawkes)的翻譯《The Story of theStone》（《石頭記》，即《紅樓夢》，編者注），他在翻譯的時候做了大量的創(chuàng)造性的再書寫。”楊乃喬說，《紅樓夢》被認為是不可譯的中國文學作品，因為其中有太多的俗語、俗文字、民俗等等，在譯錄語的語際中如果沒有這個民俗，就沒有指稱這個民俗的書寫符號，便無法找到對等的語言進行對等翻譯。
　　楊乃喬認為，當對方的文化中沒有相對應的民俗，找不到相對等的指稱符號時，翻譯過程中就要找到類似的、相近的書寫符號和觀念去“轉(zhuǎn)碼”。楊乃喬進而提出，翻譯的過程是源語文本和譯錄語文本之間的文化觀念進行轉(zhuǎn)碼的過程。“《紅樓夢》里有太多的典故，西方?jīng)]有這種語言、沒有這個觀念、沒有這個意思、沒有這個文化。那么一個典故出來以后，楊憲益的譯本在下面做注，做解釋，結果寫了好多的注釋。你不可能要求譯錄語語際下的讀者一邊看譯錄語的《紅樓夢》的時候，一邊看下面的注釋，這違反了正常的小說閱讀的審美心理。大衛(wèi)·霍克斯的譯本會把注釋換成一段故事，融入到他翻譯的《紅樓夢》里去?！睂Ρ任鞣酱髮W圖書館中《紅樓夢》不同譯本的借閱量，大衛(wèi)·霍克斯的譯本更受西方讀者的認可。
　　思辨
　　翻譯是復制還是改寫？譯者該“隱身”還是“顯身”？
　　作為葛浩文式的翻譯方法的質(zhì)疑者，李景端認為，翻譯行為是一種文化中介行為，譯者把作者的作品通過翻譯后，變成讀者能夠接受的語言?！皸罱{先生比喻，譯者是作者和讀者的‘仆人’。她說得很對。你只是一個中介，一個‘仆人’，不能錯位。葛浩文錯位了，他代替主人講話了?！崩罹岸苏f，閩派翻譯大家嚴復提出的“信達雅”的翻譯理念，不能將之視為一種標準，而應視為一種精神追求，精益求精，力求完美。“翻譯上可以有多種表現(xiàn)方法，但是不能不‘信’，不忠實于原著?！?br/>　　對嚴復的“信達雅”的翻譯觀，清華大學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王寧作出了不同的解讀?！皣缽退^的‘信’，應理解為‘能動性地忠實’，而非‘文字上的忠實’”。他認為，翻譯與原著具有同等的價值，翻譯家應該從“隱身”走向“顯身”。閩派翻譯大家林紓的翻譯實踐，就體現(xiàn)了譯者的主體性和“顯身”，林紓翻譯的作品，有自己的選擇，有他對經(jīng)典的重新建構，林紓的翻譯風格，也是中國人所易于接受的?！皞ゴ蟮姆g家必須是顯身的?！蓖鯇幷f。
　　“美國的翻譯理論家勞倫斯魏盧迪探討過翻譯在建構世界文學體系當中發(fā)揮的作用，他認為翻譯不是復制，而是改寫，它融入了譯文文化環(huán)境中的信仰和價值，是獨立于原文文本的?！北本煼洞髮W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劉洪濤說，中國對西方文學從來就不是單向地、被動地、無條件地接受的。他也以林紓翻譯的域外小說為例，“林紓對小說的刪節(jié)、曲解、改動，就是力圖使它們本土化，是基于符合國情的一種巨大努力，他的文本當中的文化的中西融通，保證了文本在近現(xiàn)代中國的普世性，這是他取得巨大的成功的秘密?！眲⒑闈f，這是翻譯家通過這種為國民所喜愛、所接受的改造，為中國文學的現(xiàn)代化轉(zhuǎn)型準備了重要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