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說今年下半年最重磅的藝術(shù)展，非北京故宮博物院推出的“石渠寶笈特展”莫屬。為了一睹國寶真容，不少觀眾不惜排隊7個小時。11月8日，該展將落幕。
　　《石渠寶笈》收錄了我國上起魏晉、下至清初1500多年書畫名家的優(yōu)秀作品，成書于清乾隆、嘉慶年間，歷時70余年。
　　在藝術(shù)市場上，《石渠寶笈》著錄有如一塊閃閃發(fā)光的金字招牌。只要鈐有這塊招牌的古書畫，勢必會受到買家的追捧。2015年秋拍逐漸拉開帷幕，《石渠寶笈》這個“皇室收藏”的光環(huán)，是否會再次給藝術(shù)市場帶來驚喜？
　　“皇室收藏”的金字招牌
　　2014年12月，在北京保利的古代書畫夜場上，一組曾經(jīng)著錄于《石渠寶笈（續(xù)編）》的乾隆皇帝御筆書法《白塔山記》以1.1615億元成交，再次印證了《石渠寶笈》的光環(huán)。
　　為何《石渠寶笈》著錄的書畫作品如此受追捧？這當然是由于《石渠寶笈》本身對于中國書畫史和書畫鑒定都具有的極大權(quán)威性。例如，王羲之《快雪時晴帖》（摹本）、顧愷之《女史箴圖》（摹本）、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等這些中國書畫史上的名作都著錄于這部文獻中。
　　“石渠”一名，典出《漢書》。西漢皇家藏書之處稱“石渠閣”，在長安未央宮殿北。乾隆皇帝以“石渠”為內(nèi)府書畫著錄命名，表現(xiàn)出他對古代文化傳統(tǒng)的景仰和追溯。
　　作為我國書畫著錄史上集大成者的曠古巨著，書中所著錄的作品匯集了清代皇室收藏最鼎盛時期的所有作品，而負責編撰的人員均為當時的書畫大家或權(quán)威書畫研究專家。經(jīng)過初編、續(xù)編和三編，《石渠寶笈》收錄藏品計有數(shù)萬件之多。
　　啟功曾在著作中談及《石渠寶笈》時說：“清高宗乾隆皇帝酷好書畫，以帝王的勢力來收集書畫，表面看來似乎可以毫不費力，其實還是在明末清初幾個‘大收藏家’搜羅鑒定的成果上積累起來的，這幾個‘大收藏家’是河北的梁清標、北京的孫承澤、住在天津為權(quán)貴明珠辦事的安岐和康熙皇帝的侍從文官高士奇。這4個人生當明末清初，乘著明朝覆亡文物流散的時候大肆搜羅各成‘大收藏家’，他們的藏品都成了《石渠寶笈》的收藏基礎?！?br/>　　著錄作品并非都價值斐然
　　在藝術(shù)市場火爆的初期，人們往往將《石渠寶笈》收錄的作品與真品和最值得投資的藝術(shù)品畫上等號。但隨著藝術(shù)市場的成熟，藏家對《石渠寶笈》的認知也日趨理性。
　　其實，《石渠寶笈》中除了有在中國書畫史上不容忽視的精品瑰寶外，還有歷代大量的偽作和仿作，其中既有明末仿作“蘇州片”，也有清當代作偽的古代“巨跡”。更有少數(shù)人如高士奇，他故意把自己收藏中的精品留在家中另立秘冊，而將偽劣、價廉之品進呈給皇帝，其中一些也入了《石渠寶笈》著錄。
　　故宮博物院書畫部研究員楊丹霞認為，這是由于一方面當時沒有博物館，無論是皇帝還是近臣，對書畫的了解和學習條件都不如現(xiàn)在，鑒定者由于自身見識有限，判斷力會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皇帝一言九鼎，文臣的鑒定還會受到皇帝喜好的制約。例如被譽為“中國十大傳世名畫”之一的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卷，傳世的明清兩代名家摹本多達10余本，乾隆就曾先將摹本當作真跡，反復題詠，并著錄進《石渠寶笈》初編，后來當真跡出現(xiàn)時，為了維護皇帝的尊嚴，只能命詞臣梁詩正將真跡題為偽作，后來此卷也被編入《石渠寶笈》三編。
　　那么，該如何看待《石渠寶笈》呢？楊丹霞表示，《石渠寶笈》著錄只能保證這件物品確實在清宮收藏過；其著錄的贗品至少不會晚于乾隆或嘉慶年間。此外，《石渠寶笈》也有自身的缺陷，它只有文字而沒有圖片。這就對真品的鑒別提出了一定的要求。事實上，對于《石渠寶笈》著錄作品的造假，在民國時期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
　　可見，《石渠寶笈》只是一本著錄文獻，并不能保證作品一定為真跡，更不能代替專業(yè)的文物鑒定工作。我們既要重視它的史料價值和珍貴意義，也要正視其缺陷和不足，無需盲目追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