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20年里，全國田野地上文物被盜的案件愈發(fā)猖獗。盜竊者與文物掮客沆瀣一氣，透過地下網絡，將那些原本不可移動的文物偷運到全國各地，甚至遠達海外，放進國際知名博物館和拍賣行的展臺櫥窗里。

　　文物從得手到脫手極為迅速

　　“抓文物盜竊者有點兒像抓販毒”，一位一線民警表示：“最好是人贓俱獲，不然拿不到證據”。因此，當田野中的文物成為盜賊手中的贓物時，把這些贓物留在自己身邊的時間越長，自己就越危險。因此，那些富有經驗并且具有高智商的文物大盜，會在實施盜竊前就找好下線，以便在得手后及時脫手。

　　作為一名專門盜割摩崖造像的文物大盜，吳文華深諳此道。他的足跡遍布成都、內江、資陽、遂寧、廣安、眉山、樂山等四川省內的11個地級市。即使在警方安裝鋼制防護網，又組織專人巡查的嚴密監(jiān)視下，他仍然有辦法將龍拖灣摩崖造像上的那尊真人大小、被當地人視為無價之寶的觀音雕像盜走。

　　很多時候，吳文華自己并不親自上手干活，而是指揮他的一眾下線從事這些體力勞動。他會仔細研究文物地圖選擇盜掘目標，用GPS衛(wèi)星導航系統(tǒng)精準定位作案地點。

　　為了不驚動保安人員，他會要求手下在盜鑿時，為鐵錘和石鑿綁上膠皮，以降低金屬撞擊的聲音；為便于搬運，他們會細心切割石像，仔細地帶走所有碎片，然后采用專業(yè)技術將其一一拼合修復如初。

　　但最重要的是，在動手前，他會先把目標的照片用手機拍攝下來，發(fā)送彩信尋找買家，然后再到成都、簡陽固定的茶館里與買家商討具體交易，只有當買家確定下單后，他才實施盜竊行動。從得手到脫手的時間極為迅速。

　　吳文華最終被捕，不是因為他的計劃出現了紕漏，而是因為他的一名手下被捕后把他供了出來。但是，他和他的手下們搭建的從定位踩點到上網尋找買主再到下單盜掘，乃至后面運輸、銷贓，一條各有分工、各司其職的鏈條，確實堪稱“完美”。

　　毋庸諱言，田野文物犯罪已經形成一張地下網絡。但對勾連這張網絡的操控者們來說，想要牟取更大的利潤，并且讓自己更安全，最好的方式，便是讓這張網延伸到國際文物市場。因為一件被盜文物出現在國內古玩市場上，存在著被公安機關查獲的可能性。公安機關根據買主或店鋪提供的信息，很可能順藤摸瓜抓獲盜竊者；而一旦文物走私到海外，那么它就將如泥牛入海，杳無音訊，直到多年后突然出現在某家海外拍賣公司的名錄上，或是某位私人收藏家舉辦的展覽中，而此時，它們早已被“洗白”，擁有了看似完全合法的身份。

　　運輸線上的“貓鼠游戲”

　　“完美”的走私被吳樹稱為“快遞”，因為“一件文物從它被偷出來，到出現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的文物市場上，只需要一個星期時間，比順豐速遞還要快”。

　　但是，走私文物的危險性是走私其他貨物的雙倍：不僅偷逃稅款，而且觸犯文物法律。根據2007年國家文物局制定的最新出境文物限制標準，文物出口的上限由原先的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改為1911年，這意味著，即使是晚清時期的文物，也不再允許出境。

　　走私田野文物一旦被抓，走私者將面臨雙倍重罰。所以，文物走私者們在走私前，會設計好多條路線。譬如：在新工藝品中夾帶文物蒙混過關；或者租用民用小船或小艇偷運文物出口；更有甚者，為了應對在船上易被邊防或公安部門查獲，將走私文物用防水材料包裝好，放在水里用繩子掛在船底拖著走。

　　文物走私的模式也不斷地演進。在1990年代初期，個人夾帶簡單闖關是文物走私的一大方式，公安部門甚至在火車車廂里查獲到偷運的佛頭，嫌疑人就把佛頭用報紙包上，抱在懷里。這種“孤膽英雄”式的個人闖關，直到21世紀仍然大行其道，并因地制宜地不斷進化。

　　2004年，安徽省公安廳破獲的一起文物大案中，抓獲了港澳文物走私集團的三名主要人物，據其中綽號“小五仔”的馬長生交代，他“可以隨便將文物放在掛有香港或澳門兩地車牌的凌志轎車后備箱中，輕松帶往港澳地區(qū)”。

　　安徽省公安廳的相關辦案人員也承認，這些國際文物販子走私文物出境的方式“十分簡單”。除了放在車后備箱里出關之外，這一地下行業(yè)中竟然還滋生出一種名為“文物帶工”的專職文物走私者。

　　除此之外，這伙港澳文物走私集團還找到了一個更便利的走私工具：經常往來內地與港澳地區(qū)的菜農。他們以每次一二百元的報酬雇傭這些菜農。走私的文物就放在他們的背簍里?！靶∥遄小苯淮?，采用這種方式走私文物出境的“成功率”非常高。

　　隨著進出口貿易的日益發(fā)達。集裝箱走私成為了文物走私的一大手段。很多數量多、體積大的文物就通過這種方式被偷運出境。由于海關的檢查任務十分緊張，不可能全部開箱檢查，因此，只能維持5%左右的抽檢比率。盡管近年來，X光檢測可以發(fā)現暗藏在集裝箱內的走私文物，但是，一些走私分子會用X光機無法穿透的包裝物來包裝文物，或者把體積較小的文物裝進大件器物或金屬器皿之中來逃避檢查。

　　他們也會用申報虛假品名的方式來給走私文物施加障眼法。當一箱海關申報單填寫為“木制品”“木家具”或“石雕工藝品”的集裝箱通過X光機檢測儀，而海關人員面前的屏幕上顯示出的確實是一些木制家具和石雕工藝品輪廓的時候，誰會懷疑里面裝的其實是明代貼金古建構件和宋代石刻造像呢？

　　為走私方便，近年來，文物走私者還盯上了迅猛發(fā)展的國際快遞。個人郵寄物品出境的操作程序和申報單內容都填寫得比較簡單，而且也很容易逃避法律責任，只要在投遞郵件時填寫假名或錯誤的寄件地址，就可以給海關緝查工作設置層層障礙。

　　莫問來源的圈內鐵律

　　在古玩圈內有一句行話，叫“不要說蠢話，不要問蠢事”。這句話背后有更深一層意思，用另一句圈內行話來表述就是：“知道的不說，不知道的不問”，這里面，“知道”和“不知道”都是指同一樣東西：貨物的來源。打聽貨物的真實來源，可以說是古玩圈的第一禁忌。

　　天津的沈陽道古物交易市場，盡管幾年前近乎瘋狂的淘寶熱潮早已消退，但仍然看到很多有趣的貨品擺在攤上店里待價而沽。除了那些一望即知其偽的三代鼎彝、品相無暇到令人生疑的玉器和賊光锃亮的青花瓷器（件件都有底款）之外，同樣也擺放著一些石刻磚雕：寶相莊嚴的佛頭往往會占據一個極為顯眼的位置，雕著獅耍繡球和“暗八仙”的小巧磚雕被供在紅木茶臺上；而一些抱鼓墩、石獅子和須彌座則被晾在店外。它們有可能來自于某個地處山野的摩崖造像或是古鎮(zhèn)老街的古寺舊宅嗎？

　　盡管無法知曉它們的來源，但卻可以判斷它們的真?zhèn)?，一本《古玩鑒定指南》提示買家“鑒別真假石佛頭重點觀察其刻工及面目、頭飾等”，但它也透露出真品最可能的來源：“石佛頭大都是盜割的，其鼻子或其他棱角之處一般有摔碰遺留的痕跡?！?br/>
　　這意味著，如果想要買到一件真品的石佛頭或是其他石刻雕塑的話，那么幾乎可以肯定他是在購進一件不知在何時、以何種方式“被遺失”的田野文物。

　　不過，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樣，對一個古玩圈里的人來說，一件文物的來源是否是被盜的文物并不在他的圈內道德考慮范圍之內，“只問真假，莫問出處”是古玩圈唯一應當遵守的“職業(yè)道德”。

　　當代中國的民間文物市場從一開始就是一片晦暗不明的“灰色地帶”。由于所有公開交易的合法渠道幾乎都被阻塞，因此，買賣雙方只能轉入地下。在這種近乎“黑吃黑”的灰色地帶里，一位買家即使“明知”對方手中的石雕木刻來源不正，但這種來源不正恰恰也成為了貨物是真品的保證，因此，“知道的不說，不知道的不問”這一舊時代賣家為了不透露自己的貨源而制造出來的圈內規(guī)則，現在已成了買賣雙方的一種默契，一種共謀。

　　[附錄]來自國際文物市場的“縱容”

　　對于文物來源的“不說不問”，其實并非中國獨創(chuàng)的發(fā)明。在國際文物市場上也有同樣表述，而且更為清晰直接：古玩界的“鐵律”是：嚴禁泄露來源。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70年通過的《關于禁止和防止非法進出口文化財產和非法轉讓其所有權的方法的公約》規(guī)定，締約國應為其合法出口的文物提供適當的證件，并且責成其國內有經營資質的古董商保持一份“載明每項文化財產的來源、提供者的姓名與住址以及每項售出的物品的名稱與價格”的記錄，并且在出售商品前“須把此類財產可能禁止出口的情況告知該項文化財產的購買人”。2000年以后，許多涉及文物歸還的國際案例都一再追認這一條文的合法性。然而，國際條約的義務在古玩界的“鐵律”面前往往形如具文。

　　曾任美國《生活》雜志資深編輯的瑪麗蓮·約翰遜，在紐約市中心的一間畫廊里看到正在展示銷售的中國紅山文化時期的“玉豬龍”，并且提供“三名專家出具的鑒定證書”。當被問到來源是否合法時，畫廊的經營者表示：“用你們的話說，這些都是‘偶然發(fā)現’。他們都是農民從地里撿來的。每一個我都向海關做了申報，還付了稅費……”

　　但是，如前所述，根據中國的《文物保護法》，所有1911年前的文物都是禁止出境的，而這些紅山文化的“玉豬龍”如果是真品，至少都有5000年以上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