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這些承載著厚重華夏文明的商周青銅重器，散發(fā)著滄桑與典麗之美，

　　出現(xiàn)在匯聚亞洲思想智慧和世界前沿信息的博鰲亞洲論壇2011年年會，

　　人們的目光不禁為它們吸引，思緒仿佛又被帶回遠古的歷史文明之中。


　　今年4月14日下午，應博鰲亞洲論壇秘書處之邀，中國保利集團旗下保利藝術博物館主辦的“傳承———華夏經典藝術(博鰲亞洲論壇)特展”在博鰲索菲特大酒店開展，這也是博鰲亞洲論壇組委會首次舉辦中國藝術品專題展覽。四件商周青銅重器：遂公盨、應侯壺、應國爯簋、先斝，帶著遠古的歷史文明走到各國嘉賓前面。

　　走進100多平方米的展廳，隔著3000多年的悠遠時光，四件商周青銅重器依然散發(fā)著獨特的氣質和魅力：遂公盨古樸典麗，應侯壺精美氣派，應國爯簋造型奇特，先斝體大優(yōu)雅，人們很難想象，那時候沒有機器，沒有嚴格的流水線，僅僅是通過模子鑄成樣式精美的青銅重器，紋飾卻一點不遜色于現(xiàn)代工業(yè)作品。

　　遂公盨改寫中國古代思想史

　　乍一看，遂公盨其貌不揚，就是一只方方正正的青銅“飯盒”。實際上，這件青銅盨是西周中期的一件食具，距今約2900年。保利文化集團總經理蔣迎春說，遂公盨原本有蓋，現(xiàn)已缺失，它的真正價值體現(xiàn)在內底所鑄98字銘文上。銘文開篇記述了“大禹治水”的故事，后篇論述的內容卻是“為政以德”。盨上所鑄銘文字體優(yōu)美，行款疏朗，且字字珠璣，幾無廢言。

　　銘文開篇即言，“天命禹敷土，隨(墮)山，浚川……”記述了大禹采用削平一些山崗、堵塞洪水和疏導河流的方法，治平了水患，并劃定九州，還根據(jù)各地土地條件的不同規(guī)定各自的貢賦。在洪水消退后，那些躲避洪水而逃到丘陵山崗之上的民眾下山，重新定居平原之上。由于有功于民眾，大禹得以成為民眾之王、民眾之“父母”。隨后，銘文又以闡述德與德政，并教誨民眾以德行事。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原所長李學勤先生認為，這件銅盨為遂國國君所制，遂國是中國古史傳說中“三皇五帝”之一的舜的后人建立的。

　　此前，關于大禹治水最早的記載出現(xiàn)在戰(zhàn)國時期?！伴L期以來一直有關于禹和夏朝是否存在的爭議，個別外國學者甚至懷疑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真實性與可靠性，但是如果沒有大禹，便沒有大禹之子夏啟創(chuàng)建的夏，更沒有“華夏”之說。”蔣迎春說，遂公盨銘的發(fā)現(xiàn)，將有關大禹治水的文獻記載一下子提早了六七百年，是目前所知時代最早也最為詳實的關于大禹的可靠文字記錄，充分表明早在2900年前人們就在廣泛傳頌著大禹的功績，而夏為“三代”之首的觀念，早在西周時期就已經深入人心。

　　德是中國傳統(tǒng)倫理中一項重要內容，德治的思想貫穿了整個封建中國。遂公盨銘文中前后6處出現(xiàn)“德”，而且內涵頗為寬泛，如要求民眾既要注重自身的修身養(yǎng)性，做人要“齊明中正”，還要孝順父母、兄弟友善、婚姻和諧，注重對祖先和神靈的祭祀。君王及官吏要有德于民，顧念天下黎民百姓，只有這樣，百姓才能“好其德”，君王統(tǒng)治才能長治久安，天下才能安定。蔣迎春說，這不僅是“周人尚德”的實證，還表明2900年前中國關于“德”的思想已相當豐富、系統(tǒng)，“德治”觀念已經形成，而且讓人們了解到中國德治思想的淵源———孔子提出的“為政以德”的主張，其實只是對周人思想的總結與概括。

　　整篇銘文堪稱一篇政論性質的散文，其文辭、體例在兩周金文中前所未見，卻與現(xiàn)存《尚書》等古代文獻十分接近。蔣迎春說，這對探討中國古書及文章的起源有十分重要的價值，因而這篇銘文被學者們稱譽為“兩周金文之最”。至今國際上已先后召開4次遂公盨研討會，可見其歷史價值非比尋常。

　　三件青銅重器各領風騷

　　相對遂公盨，另外三件商周青銅重器也各領風騷。

　　應侯壺原本一對，由于另一只正在長沙展出，此次人們只能有緣見到其中一只應侯壺。應侯壺鑄造于距今2800年前的西周晚期。壺體通高55厘米，胎體厚實，工藝精美而又十分氣派。壺上有大圈頂?shù)纳w，蓋面中心裝飾有一只團身飛舞的鳳鳥。壺身裝飾雙線條的波紋，雖相對簡潔但雄渾有力，頗具氣勢。器蓋與器身均鑄有13字銘文：“應侯乍(作)旅壺，其萬年永寶用”，表明它們的主人是分布在今天河南平頂山一帶的諸侯國———應國的國君。當年，周武王滅商后大封諸侯，把他的一個兒子(一說為弟弟)分封在今天的河南平頂山一帶，建立了應國。應國長期拱衛(wèi)周王朝，是周王朝抵擋漢水流域外族入侵的一支重要力量，與周王朝的關系十分密切。

　　應國爯簋是一件西周中期的食具，造型頗似秦漢時期的奩形尊，較為特別。簋的蓋和器底上均鑄有5行57字銘文，大意是：在周歷十一月丁亥這一天，周王來到了衛(wèi)國的姑城，他沒有忘記應國公室，贊美了應國公室人員，并賞賜給他三十朋的貝和四匹馬。為了紀念這件事，作了這件銅簋，用它早晚祭祀。這段銘文標明它是應國公室人員所鑄，而依據(jù)其他銅器銘文，這位應國公室人員為應侯釐公之子，后來他和他的兒子也都當上了應侯。

　　蔣迎春說,在目前發(fā)現(xiàn)的應國有銘文銅器中，這件簋是字數(shù)最長的一件，而且它的內容對探討應國的歷史，特別是周王朝與應、衛(wèi)等諸侯國的關系具有重大價值。此外，這件應國爯簋在工藝上也有別于同時代銅簋。“一般銅簋都是圈足，這件應國爯簋是圈足底下再加上4個小足，造型更加精美別致。”

　　四件青銅重器中，只有先斝來自商代。這件商代晚期的飲酒具通高45厘米，屬于存世少見的商代大型銅斝。這件銅斝三個丁字形足較高，造型頗顯優(yōu)雅。器外壁上飾獸面紋及蕉葉紋，具有當時青銅器裝飾的典型風格。器底上有一字銘文“先”，表明它與保利藝術博物館所藏先方彝一樣，都是商代“先族”的遺物。先族為商代大族，活躍在以山西浮山為中心的晉西南地區(qū)。蔣迎春說，一般的斝體型都較小，做工也不精美，這件先斝是至今發(fā)現(xiàn)的體型最大、做工最精良的一件斝，說明當時中國冶金技術、合金配比等都已達到完美的境界。

　　中國青銅故事源遠流長

　　雄偉的造型、古樸的紋飾、精湛的鑄造工藝和豐富多彩的銘文，中國古代青銅器源遠流長，著稱于世。從用途上來說，青銅器分為容器、兵器、樂器、車馬器等幾個大類。夏商周時期最主要器類之一的青銅容器，包括炊器、食器、酒器、盥洗器等，其中大部分青銅容器為禮器。

　　據(jù)載，中國青銅器的冶鑄大約起始于原始社會末期。1977年在甘肅東鄉(xiāng)縣新石器時代末期馬家窯文化遺址中出土的青銅刀，距今已有5000多年的歷史，這是迄今為止我國發(fā)現(xiàn)的最早的青銅鑄品。而近年來，在山東的大汶口文化，河南、河北的龍山文化和甘肅的齊家文化遺址中，也陸續(xù)發(fā)現(xiàn)了早期青銅器和冶銅遺跡，這些考古發(fā)現(xiàn)都表明了這個時期中國已經進入了青銅時代。此后，青銅器經歷了夏、商、西周和春秋戰(zhàn)國，直到秦漢時期走向衰落。

　　商代后期至西周早期則是青銅器的鼎盛期。曾有人這么述說商周青銅器：“身受奴役壓榨的奴隸們創(chuàng)造了一大批精美絕倫的青銅器，展示了那一時代中國文化藝術的最高成就。那是綻放在野蠻的黑暗中的文明之花，是血泊雕鑄而成的藝術杰作。”這時的青銅器制品種類繁多，形狀瑰異，制作工藝極為精湛，青銅冶鑄業(yè)作為生產力發(fā)展的標志在此時達到了高峰。

　　西周中期至春秋早期是轉變期。這個時期商文化的因素幾乎完全消失，青銅器的造型、紋飾、銘文內容和銘文書體都強烈的表現(xiàn)出周文化的藝術風格。春秋中期至戰(zhàn)國時期是更新期。秦漢時期是衰落期。

　　由于冶鐵技術突飛猛進的發(fā)展，青銅時代也隨之結束，人們把注意力不再放在青銅鑄造業(yè)上，日常用品中的銅鏡、帶鉤、燈具和熏爐，也曾出現(xiàn)過不少精品，不過這僅僅是中國青銅器藝術的落日余輝而已。

　　看完此次特展，人們的心弦不禁為之撥動，正如博鰲亞洲論壇前秘書長張祥留下的題詞：“作為炎黃子孫，我們感到無比榮耀自豪?！?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