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綠釉胡人騎駝陶俑

　　唐代大一統(tǒng)政治格局遠邁秦漢，一些學者將其歸因于李唐統(tǒng)治者的鮮卑血統(tǒng)，認為是唐政權的內亞草原屬性賦予了其超邁前代的格局和能量。這種觀點忽略了秦漢隋唐在治邊理念、思路和政策上的連續(xù)性。從根本上說，隋唐耀眼的邊功實際植根于秦漢的治邊傳統(tǒng)，二者的共性在西域治理方面有諸多體現(xiàn)。

　　政治上因俗而治

　　邊疆地區(qū)文明與中原農業(yè)文明既一體同構，又具有鮮明的異質性，這一特點決定了中原王朝經(jīng)營邊疆地區(qū)“因俗而治”的總基調。漢時西域交錯分布著諸多“城國”，城國間族屬、人口、風俗各異，對漢廷的重要性和作用也各不相同，故而漢廷對西域采取了與中原不同的治策。宣帝神爵二年(前60)，西漢設西域都護作為西域最高軍政長官，輔以密切的聘使、和親、冊封等措施。同時諸城邦各有王侯邑長，在聽從征調的同時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力。

　　唐代完善了以都督府、都護府為核心的邊疆治理體系，針對邊疆民族的特點實行羈縻府州制度，以各民族、部落的分布范圍作為羈縻府州行政區(qū)劃的基礎，以邊疆地區(qū)民族首領為都督、刺史，允許世襲；以眾多羈縻府州為行政基礎設安西、北庭等都護府，授予都護府撫慰、征討、敘功、賞過的職權，再統(tǒng)一于中央?！笆呛笠原t書賜西域、北荒之君長，皆稱‘皇帝天可汗’，諸蕃渠帥死亡者，必詔冊立其后嗣焉”，“太宗文武圣皇帝，德侔覆載，情深億兆，思偃兵甲，遂通姻好，數(shù)十年間，一方清凈?！蓖ㄟ^冊封、納質、和親等手段的綜合運用，西域治理大見成效。

　　經(jīng)濟上往來互洽

　　漢唐是東西絲綢之路貿易極為繁盛的時期，胡漢之間、諸胡之間都有著頻繁的經(jīng)濟往來，究其根本是諸族經(jīng)濟上的不自足性，諸“城國”受限于土宇局促、氣候惡劣、地貌單一等原因，不具備產(chǎn)出所有生產(chǎn)生活資料的先天條件，對貿易較為依賴。漢使出關往往攜帶大量金帛財物交好沿路諸國，張騫也曾對大宛王言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唐朝長安坊市間流傳“胡人多寶”的說法，諸多粟特商人久居長安。此外唐廷在進行和親、冊封等時往往伴有豐厚的賞賜。唐與西域諸族廣開互市，“垂拱元年八月廿八敕：諸蕃商胡，若有馳逐，任于內地興易……其貫屬西、庭、伊等州府者，驗有公文，聽于本貫已東來往?！苯?jīng)濟上的往來互洽帶動了西域的地區(qū)經(jīng)濟發(fā)展，史載唐時輪臺、伊吾一帶“禾菽彌望”，于闐地區(qū)“眾庶富樂，編戶安業(yè)”。經(jīng)濟往來還反映在物種交流上，如石榴、葡萄、苜蓿等自漢時傳入內地，菠菜則在唐代出現(xiàn)于華夏士庶的餐桌等。

　　文化上兼容并蓄

　　隨著頻繁的交流交往，昌明的中原文化對西域諸族產(chǎn)生了強大的吸引力，漢時龜茲王絳賓因鐘情華夏文化，“歸其國，治宮室，作徼道周衛(wèi)，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唐世史書多有邊疆民族向中原王朝派遣子弟求學、請求頒賜書籍的記載，西域高昌等國酋長曾“亦遣子弟請入國學之內”，各族的質子和留學生耳濡目染中原禮儀文化，返鄉(xiāng)后往往成為本國親唐派首領，率先輸誠，對于宗藩關系的加強和鞏固起了重大作用。唐時的文化傳播政策較為寬松，也較為注重對邊疆民族風俗習慣的尊重，對與諸族和親的公主，也往往要求其遵從對方的“收繼婚”習俗，故而時有公主嫁予繼任可汗酋首的情況。文化上的兼容并蓄強化了西域諸族對中原王朝的認同，渠領共言：“生荒陋地，歸身圣化……依唐若父母然”。

　　軍事上備邊足戍

　　西域位于多種政治勢力交匯之處，具有重要的戰(zhàn)略地位。漢唐在此都設官置守、建立完備的軍事體系。如漢朝在此設置西域都護府，提調番漢各部兵馬，建筑烽燧、戍堡等軍事設施。位于庫車的克孜爾尕哈烽燧約建于西漢宣帝年間，漢代西域烽燧與絲綢之路中道與北道走向一致，起到了護衛(wèi)絲路暢通的重要作用。唐時克亞克庫都克烽燧的考古發(fā)現(xiàn)則證明唐代沿用了與漢時相似的烽燧防御體系。在兵威震懾的同時，為解決戍邊部隊的軍資糧秣，漢唐都積極開展屯田。如漢先后與匈奴五次爭奪適宜農耕的車師之地，并設戍己校尉主持該地屯田事務。唐代在東天山區(qū)域設置西州、伊州、庭州三個正州，對設縣地區(qū)實行同于內地的均田制、租庸調制等，實行記口分田并攤派地租、賦役?！胺策叿梨?zhèn)守，轉運不給，則設屯田，以益軍儲”。史書明確記載的唐代西域軍屯數(shù)目有992屯，實際應遠不止于此數(shù)。漢唐的屯田舉措相當程度上滿足了西域治理的人、財、物力需求。

　　唐代典章、詩歌、文集中普遍存在“以漢喻唐”的現(xiàn)象，有學者將其描述為唐人的“漢朝情結”，據(jù)此可見漢朝歷史記憶在唐人心中的深重投影。究其原因，或許正是由于二者間高度的相似性。誠如牟發(fā)松《漢唐異同論》所言：“從國力的強盛，版圖的奠定……漢唐都無愧于盛世之稱……漢唐中隔四百年，其歷史演進過程極為相似。”具體到西域治理層面，不難發(fā)現(xiàn)二者在觀念、制度和實踐層面大體都是一脈相承的，唐代積極總結了漢代的經(jīng)驗教訓，又因應現(xiàn)實情勢對之進行了損益改造，因此在經(jīng)略范圍、治理效度和統(tǒng)治時間上都青出于藍。西域的個案提醒我們，對唐代的認識和理解不應僅僅關注其時出現(xiàn)的新因素，對其所在的文化傳統(tǒng)也應足夠留意。

　　此后，即便唐作為政治實體消亡后，但作為文化共同體，給周邊族群留下了永恒的文化印記。西州回鶻、黨項等政權在交通水利、建筑設計、醫(yī)藥文化等方面仍舊沿襲著唐代風范。唐五代時期，孔子已在藏文化中成為重要“神靈”。在苯教文獻中， 孔子被改造成“圣、神、王”三位一體的“貢則楚吉杰布”，是苯教的四大護法師之一，也是苯教教主的岳父。藏傳佛教則把貢則楚吉杰布看作文殊菩薩化身或弟子。雖然與孔子的本來有差距，但反映了藏人對孔子的尊崇，是漢藏人民共享的文化符號。

　　在動亂的五代初期，為躲避戰(zhàn)爭，中原漢人北遷進入契丹境內，對契丹社會產(chǎn)生巨大影響。契丹在政治制度上學習中原漢制，為安撫北遷漢人，專門設立“漢兒司"， 同時在韓延徽等漢人幫助下，興建城郭、開墾土地。在喪葬、建筑、繪畫上，也有唐代遺風。

　　正如《中華民族共同體概論》中指出的，唐王朝將邊疆之地成功納入中華一體的秩序，使更大范圍的周邊族群對中央王朝產(chǎn)生了向心力與認同感。這一時期，各族交往交流交融在政治上主要表現(xiàn)為天下共主、農牧一體、華夷一家和胡漢無差，呈現(xiàn)出“多族群大一統(tǒng)”的特征。由于大一統(tǒng)王朝疆域的空前擴大，不同區(qū)域和族群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加速了中原與周邊社會的發(fā)展。也正是因為唐朝的這種農耕草原海洋為一體的大文明共同體形態(tài)，使各民族間的交往交流交融不斷加深，也進一步加強了各民族對中華的認同。

　　唐之后，這一傳承自秦漢、發(fā)揚于隋唐的大一統(tǒng)得到了繼承。元朝和清朝都是與唐一樣跨越草原、中原和海洋的統(tǒng)一的中央王朝。千年間，雖然王朝更迭，但貫穿其中的中華文化與治理邏輯卻是與漢唐一脈相承不曾改變的。

　　(作者簡介：黎鏡明，西北大學歷史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