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筆會》的前文，曾提出藝術(shù)史上一個謎，即：為什么大癡畫這幅畫，竟然畫了三四年之久？(專家已經(jīng)證明這幅畫是不同時期完成的。)這不僅應(yīng)從藝術(shù)史本身來解答，而且應(yīng)從黃公望如何回應(yīng)富春江所積累的深厚文化內(nèi)涵來解答。限于篇幅，我沒有展開多講。后來我發(fā)現(xiàn)，答案正隱藏在黃公望自己的一篇跋中，名為《跋張雨藏錢選浮玉山居圖》(今藏上海博物館)。

　　張雨是晚黃公望一輩的全真道友，也是重要的詩人、書畫家。“貞居”是他齋號。張雨收得錢選《浮玉山居圖》卷，并次錢選韻題五言一首，黃公望觀賞此圖，以一種敬重的心情，寫下題跋：

　　霅溪翁吳興碩學(xué)，其于經(jīng)史貫串于胸中，時人莫之知也。獨與敖君善，講明酬酢，咸詣理奧，而趙文敏公嘗師之，不特師其畫，至于古今事物之外。又深于音律之學(xué)，其人品之高如此，而世間往往以畫史稱之，是特其游戲，而遂掩其所學(xué)。今觀貞居所藏此卷，并題詩其上，詩與畫稱，知詩者乃知其畫矣。至正八年(1348)九月八日，大癡學(xué)人黃公望稽首敬題。時年八袠。

　　這里，尤可注意的是題跋的時間，以及所題畫的名稱。時間即1348年，這正是黃公望“興之所至”，“寫成”《富春山居圖》的后一年，也是他未能最后完成而苦心經(jīng)營意象的“三四年”中的一年。而所題錢選畫卷，亦名“山居圖”。題跋時間如此接近，所題之畫如此相同，不免使人猜想：黃大癡或許通過此題跋告訴后人：錢的《山居圖》與黃的《山居圖》，有著心靈相通？換言之，如何讀此《山居圖》，即如何讀彼《山居圖》。由此可論題跋的兩個關(guān)鍵：

　　一是明明白白說出，解讀的線索在畫外：“世間往往以畫史稱之，是特其游戲，而遂掩其所學(xué)?！敝赋鲆嬲斫忮X選的畫，要知道其繪畫之外人品，以及古今事物之外的學(xué)養(yǎng)。我們看黃公望自己其實也正是這樣的人，他的學(xué)養(yǎng)人品也被其畫名所掩，正如沈周的題跋所說：“大癡黃翁在勝國時，以山水馳聲東南。其博學(xué)惜為畫所掩。所至三教之人，雜然問難，翁論辯其間，風(fēng)神竦逸?！彼?，這里不是一般的夫子自道，而更是開示作品解讀的正途。黃大癡仿佛已經(jīng)預(yù)先知道了八百年后的專家們，會津津樂道地爭論這是董源筆意，這是松雪家法，而暗示聰明的讀畫人要跳到畫外去理解他。

　　二是明白說出詩與畫的重要聯(lián)系：“詩與畫稱，知詩者亦知其畫矣。”這里的“詩”，當(dāng)然包含錢選的自題詩與張雨的次韻詩。錢選詩云：

　　瞻彼南山岑，白云何翩翩。下有幽棲人，嘯歌樂徂年。藂石映清泚，嘉木澹芳妍。日月無終極，陵谷從變遷。神襟軼寥廓，興寄揮五弦。塵影一以絕，招隱奚足言。

　　錢選入元之后，毅然放棄士人階級身份，拒絕異族統(tǒng)治安排的儒戶的賦役優(yōu)待，隱居于家鄉(xiāng)吳興作一職業(yè)畫家。從“陵谷從變遷”與“招隱奚足言”二句，似隱約可知其中暗藏的易代的消息，以及畫家決然不赴召的意態(tài)。因此《浮玉山居圖》有較明顯的文學(xué)意味，即以畫明志，表彰與朝廷不合作的隱逸者。我們再看比張雨時間更早，山居圖上另一題跋，即仇遠的題跋，有“仿佛桐盧山中隱所”一句，也由此可知同時的鑒畫者亦將其聯(lián)想到嚴子陵。張雨次韻詩的前四句云：

　　秋風(fēng)動巖樹，歸鳥何其翩。我思巖中人，可以樂忘年。

　　分明是認同畫中所表現(xiàn)的時局變易，隱居逍遙的畫家之志。黃公望說“詩與畫稱，知詩者亦知其畫矣”，分明將錢選《山居圖》視為猶如以詩言志一樣的作品。從方法上來說，這自然是詩畫合一的詮釋傳統(tǒng)；從宗旨上來說，詮釋的線索指向嚴子陵，而嚴子陵正是富春江文學(xué)傳統(tǒng)的核心人物。盡管錢選只是隱于家鄉(xiāng)吳興，從詩歌的傳統(tǒng)上來理解，不妨聯(lián)想到“桐盧山中”的隱者。因此，黃公望的“詩與畫稱”一語中，就必然埋下了“桐盧山中隱者”這一把打開他的山居圖主旨的鎖鑰。

　　試從反面想：黃公望畫的也是“山居圖”，而且是正在苦心經(jīng)營未完成之作，他在同一創(chuàng)作時間、針對同題的作品所說的“詩與畫稱”、人品學(xué)養(yǎng)重于畫藝，這樣的解讀，會完全與自己無關(guān)，他是他，我是我么？這符合古人思想與行事的邏輯嗎？

　　因此，我以為，黃公望的跋隱藏了他的答案。與此相關(guān)，我要補正藝術(shù)史上對黃大癡的一個習(xí)慣的誤解，我上篇文章也沿襲了這一解釋，即關(guān)于他的名字。一般人都過于相信志書與畫史上所說他的父親“九十得子”，“黃公望子久矣”，以得名。然而，班固《漢書》顏師古注云：

　　師古曰：望，謂太公望，即呂尚也。釣于渭水。文王將出獵，卜之，曰：所得非龍、非螭、非豹、非羆，乃帝王之輔。果遇呂尚于渭陽，與語，大悅，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曰太公望。(班固《漢書》卷一百上)

　　這是一個極其普通的典故，黃公望的父親為他取名，不可不知；為什么志書與畫史皆不提？細思之，相傳太公望著《六韜》，“多兵權(quán)與奇計，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quán)皆宗太公為本”(《史記》)；又，太公望不是一般的帝王師，而是助文武奪取天下的人物，此種身份，恐怕完全不合于蒙元統(tǒng)治時期的一般漢族讀書士子之人生規(guī)劃，或因此而易遭忌受害，故一般人緘口不提，或代以九十老父之說，就合理自然了。然而，黃公望之得名，其父應(yīng)知《漢書》此典，因而賦此名也該有重大期望。而公望一生，則從輔佐帝王之釣者，轉(zhuǎn)而為崇尚離心之釣者，在《山居圖》中回歸嚴子陵的傳統(tǒng)。我們細看此圖中借漁人開頭與結(jié)尾都循環(huán)而行，自成一個獨立自足的世界，這或不是偶然。

　　按常識，傳統(tǒng)山水畫是用毛筆在宣紙上作畫，不可能畫得太慢太細，畢竟不是油畫。盡管有“十日畫一山，五日畫一水”的傳統(tǒng)，然而既是“興之所至”，為了保存“興”的新鮮活躍與意象蔥蘢，往往不可能畫上三四年。畫家也分明說當(dāng)時就已經(jīng)“寫成此卷”。但是為什么最后的完成，竟拖至三四年之后？如果我們了解黃公望其人的心靈秘密，也了解黃公望心目中的“富春江”，實不僅是一條普普通通的江水，而是一條極富有意味的江水，他在構(gòu)思這幅畫的時候，不僅傾注了他的感情，而且融注了他對時代、對傳統(tǒng)、對知識人命運的生命感受，因而一定有長時間沉潛反復(fù)，從容含玩，有著“袖攜紙筆，凡遇景物輒即摹記”的長久過程，不斷尋找著最理想的表達方式，那么，三四年的素材收集、草圖擬劃與意象經(jīng)營，就不是不可能的了。如果我們理解了這一點，答案雖不中，亦不遠矣。

　　2011年9月3日于臺灣桃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