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和帖》米芾

孔子在《論語》中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儒家把“中庸”作為為人處世的最高準則，若“中庸”不及，則降而與“狂狷”者游，亦未嘗不可。從這個意義來引申，儒家之“游于藝”者，先得“中庸”而行之，次則“狂狷”。孟子則進一步發(fā)展了儒家的“狂狷”之氣：“當(dāng)今之世，舍我其誰也。”

　　隨著大眾心理的接受和向往，“狂狷”逐漸演進為“狂狷美”進入書法領(lǐng)域。爾后的書法家們，一方面苦求外在的中庸致用，一方面則保留內(nèi)在的狂狷傲世。狂狷書家有借酒澆狂者，有因詩寄狂者，有以筆抒狂者。總之，“狂狷”就是性情的最后表達。書法家只有將內(nèi)在的狂狷外現(xiàn)于筆墨形式之下，將心靈深處的狂狷和筆墨精神打通，其所留下的作品才是這些狂狷書家的狂狷之作。

　　在工整的篆書、隸書以及楷書上表現(xiàn)“狂狷美”，存在先天缺陷，行書和草書則成為書家展現(xiàn)心靈“狂狷”的首選書體。魏晉時期的行書，“狂狷美”成為一種風(fēng)氣，其為人格美和藝術(shù)美的高度結(jié)合。王羲之果斷去官隱居，“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發(fā)出“我卒當(dāng)以樂死”的“狂狷”感嘆，可謂既行狂狷之事，又修狂狷之身，還為狂狷之藝，實乃心手合一，成為“狂狷美”的典范。后世書家難以超越他的關(guān)鍵原因，在于“事”、“身”、“藝”三者在王羲之身上得到了完美體現(xiàn)。直到兩宋，書家極力越過唐法的籠罩，直追魏晉之韻，蘇東坡高舉“我書意造本無法”的大旗，摒棄“法”的存在，自書我書，可謂狂者；米襄陽則鄙視柳公權(quán)為“丑怪惡札之祖”，可謂狂狷之徒。從這個意義上講，“狂狷”實際上成為創(chuàng)新的動力之源，“狂狷美”則成為高標時代的審美遠見。

　　如果說行書是狂狷者對“狂狷美”的一種嘗試輸出載體，那么草書則是對“狂狷美”的完美表達媒介。張長史每醉則呼叫狂走，懷素愛酒嗜肉，好博俗名，實為狂僧。有唐一代，此二人，顛后繼狂，在崇法的書法大環(huán)境中鶴立雞群，將“狂狷美”表現(xiàn)得自然充分。但旭、素二人草書的理性控制卻給“狂狷美”留下了創(chuàng)變的空間。明清書家的橫空出世，則成為書法史上“狂狷美”的奇觀。祝枝山草書以點代線，點畫狼藉，縱橫散亂，甚至“時時失筆”，此非狂狷者不能為也。徐文長則是徹底的狂狷之徒，甚至大膽申明：“高書不入俗眼，入俗眼者，必非高書?！憋@然，“狂狷”之氣只有知者能解，“狂狷美”只有知者能通，他是狂者之“身”、“事”、“藝”的又一完美表達。

　　今日之“狂狷”者，則不盡然，或本不狂，或不敢狂，或外狂內(nèi)不狂，或手狂心不狂，或心狂身不狂。此今日狂狷者失卻，“狂狷美”蕩然無存的緣故。